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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近，當晉中、哈爾濱等城市用各種措施控制露天燒烤時，淄博的‘燒烤’卻火了！25000名跑友300公里奔淄博‘趕烤’，京津冀的摩托大軍震撼地奔淄博‘趕烤’，內蒙千人乘車奔淄博‘趕烤’，大學生包專列奔淄博‘趕烤’，自駕挑戰12000公里奔淄博‘趕烤’.....，淄博‘燒烤’的暖心與震撼，令多少人看了落淚。全世界發生的任何重大事情，都有值得深思的社會意義。當中國億萬人聚焦淄博‘趕烤’，千軍萬馬不計成本地殺奔淄博‘趕烤’，各地上百萬人蜂擁淄博‘趕烤’，他們都是僅僅為了戳一頓的吃貨嗎？‘燒烤’之外值得深思的是：若按‘創城’的標準，淄博能允許露天‘燒烤’嗎？那兇神惡煞的城管，在淄博咋就看不見？在管理就等于罰款的時代，淄博‘趕烤’咋搞‘服務型管理’？在過節就是漲價宰客，淄博咋反其道而行之地降價？在官員就是管理，淄博咋人人成了城市管理者？到底是搞‘一刀切’的形式主義重要，還是生存權是第一重要？......對淄博‘趕烤’深入思考，或許，能引起中國城市管理方式的革命！”

——王忠新：《六問“墓葬風格”招牌街，想想淄博“趕烤”！》

“給點陽光就燦爛”，從“淄博燒烤”可以看出，其實中國的老百姓真的很容易滿足。

“到底是搞‘一刀切’的形式主義重要，還是生存權是第一重要？”這個問題，不僅對于城管，同樣也是對政府許多部門的靈魂考問。透過“淄博燒烤”，我們看到，其實政府可以做的還很多。

就如餐飲業，三年前疫情初起，那可是一場災難。筆者所住小區附近，有一條餐飲街，疫情爆發前，不少飯店臘月里進了很多貨，本準備正月里大干一場，后來好幾個月不能營業，許多老板簡直走投無路。最悲催的是，有的飯店備貨還是借貸來的錢。

我事后曾問飯店老板，“業主免了你們幾個月房租？”老板聞言幾乎落淚：“一分錢租金也沒免啊，他們抱團公議，誰也不許擅自給飯店經營者免租金。我們一起找政府說理，也沒有下文，說是純市場行為。”

“純市場行為”？表面看確實如此，但事實上政府真的啥也不能做？

一碗牛肉面，如果是在露天地攤上吃，也許只要8元錢，但一旦入駐店面，可能就需要賣16元。顧客吃一碗面，一半付的都是房租。經營者沒有因為入駐店面多獲利，顧客平白多付那么多錢，除了富了房東，讓富者愈富、窮者愈窮外，幾乎沒有什么正效應，“共同富裕”云乎哉？！

政府有廉租房、經濟適用房，可否也持有部分門面房，專用于弱勢群體承租經營，也好平抑市場租金？誠如是，至少可以削峰填谷，多少讓餐飲經營者和百姓獲點利。

如果說這還不免太多理想化，那么還真有一個辦法值得一試。

現在，上海、杭州等城市都推出了繁榮地攤經濟的措施，深得民心。浙江作為“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”，自然不應該止步于此，還應該進一步把地攤經濟做深做透。

怎么做？其實早有百姓創新創業實踐的成功案例在先，就看政府是不是選擇無視、愿不愿普及推廣了。

比如很多地方的鄉下，早就有農民開著輕卡車走村串戶，做餐飲生意。那車廂里從帳篷、套凳到碗碟、酒杯，一應俱全，東家只要講好餐標就行。這樣的餐飲模式，房租免了，裝修免了，即使趕上新冠疫情爆發那樣的災難，大不了歇業，總不至于走投無路。這樣的餐飲模式，為什么只能游走于農村而不能引入城市？城市里可也有許多低收入者啊！

許多地方的政府廣場，過去可都是有“人民廣場”稱呼的。但說實話，多年來，這些廣場的實際利用率并不高。政府廣場、學校操場、公園里寬敞地帶……每天夜晚，或至少節假日全時段，能不能辟出來，擺地攤或兼做“帳篷酒家”？只要對學校操場稍作護欄式封閉，隔離于教學樓即可；只要嚴格監管，不潑灑不排放污水就行（城管部門可現場提供污水收集車支持）。而只要較真，像淄博市政府對待燒烤那樣，做到這一點完全不是事兒。

允許“帳篷酒家”式經營，既可以降低餐飲業創業門檻，又能讓廣大百姓受惠，同時降低門面房租金。這才是“共同富裕”題中應有之義，也是檢驗“人民廣場”人民性成色的一個重要標準。如果害怕驟然放開心中沒底，至少可以先選若干廣場試點。如果證實確實可以操作，今后城市規劃，不妨多設計這樣的廣場（或在公園中多設計這樣的寬敞地帶），真正用廣場的“多功能”豐富提升其“人民性”。

（作者單位：合肥市包河區總工會；來源：昆侖策網【原創】，作者授權首發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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